跨文化管理中的領導力挑戰（一）
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深圳發展銀行是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是中國第一家外資占第一大股東的銀行，也是第一個由海外人士來擔任行長的銀行。而案例當事人韋杰夫，曾是花旗銀行深圳分行的行長，在亞洲金融界有一席之位，于2004年12月14日-2006年2月11日期間任深圳發展銀行行長。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人，在短短一年時間里，就完成了由閃亮登場再到黯然退場的歷史過程。盡管有不同的版本、眾多的元素來解讀分析這個情況，但不容忽視的一個元素就是關于跨文化領導力的問題。
韋杰夫任職期間，發生了許多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他在擔任行長的短短三個月時間，前任董事長藍德彰辭職。第二件事是與繼任董事長法拉克·紐曼沖突不斷，矛盾日見加深。第三件事情則是不大不小的一場風波：信貸總監、財務總監相繼辭職，尤其是30%的中層管理人員也辭職，使得深圳發展銀行很“受傷”。最后一件事情是“削藩運動”，在整個深圳發展銀行里震蕩。隨后，韋杰夫的辭職也就讓人不感到意外了。
這個案例究竟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股權變動引發的跨文化領導力的沖突，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還是一個必然、普遍的事件?在當今跨文化問題越來越凸顯的情況下,我們的應對之策應該是什么?
西方文化的差異
這個跨文化所引發的沖突的確是客觀的，也是普遍的。由于我們生活、生長的區域不一樣，我們文化傳統、價值取向，我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甚至包括東道主所在地的消費者的偏好、文化特質，以及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階段等都不一樣，這些差異必然導致我們在創意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引發的沖突也就不可避免。
為此，我把東方和西方在思維方式和文化特質方面的不同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東方在思考問題的時候，通常是從整體的角度去把握，從事物的普遍聯系當中把握內在的規律性。而西方不一樣，他們更多強調的是功能，強調從局部入手，化整為零，這點在西醫和中醫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中醫看病是望、聞、問、切，從整體把握，看你的陰陽是否平衡，你的經絡是否很通暢。而西方不這么做，他會開一連串的單子做生化指標，讓你做CT、核磁共振、B超，甚至做手術，放療、化療等等，每個局部研究得很清晰。
東方的思維方式是歸納型的，舉一反三，而西方是演繹型的。東方思維方式是思辨型的，而西方是邏輯型的，基于數據進行思考。如果說西方更多強調的是知性和理性的話，那么東方更多的是強調悟性、靈性、天性，更多的是靠直覺，靠洞察力，靠悟性，靠潛意識，甚至靠第六感官。如果說理性、知性還是可學可教的話，那么悟性、靈性、洞察力，既不可教也不可學，而是要靠悟，靠修煉。
西方思維模式是定量的，盡量拿數據說話，在制定目標的時候一定會告訴你，這個指標要定量、量化。而東方更多的是從事物的性質上加以判斷，去定性。
西方思維模式是線性的，直來直去，而東方思維模式是非線性的。西方可能更擅長解決一些結構化的問題，而東方人可能更擅長做非結構化的問題。比如在處理事和物的時候，西方人不乏智慧，而在面對“人”這個復雜對象的時候，可能東方人的智慧顯得更靈光一些。
西方尊崇的是規則，而東方人也講規則，但要加個字，叫潛規則。規則最大的好處是透明，可執行，可預期，可控。而潛規則水很深，很多時候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從腦科學的角度來講，可能西方人更多的是用左腦進行思維，而東方人更多是用右腦進行思維，因為左腦分工是管線性問題，而右腦管的更多是非結構化的、模糊的、突變的、不聯系的東西。西方文化叫搖頭文化，而東方文化是點頭文化。西方最典型的發問方式是為什么不？而東方人典型的方式是為什么？當東方人說為什么的時候，實際上潛意識里對問題是認可的，只不過通過問為什么的方式進一步求證。
東方崇尚圓、柔性，強調靈活性，凡事要變通，予人方便，自己方便，不是鐵板一塊。大丈夫能屈能伸，這就叫圓，東方人比較擅長這個道。而西方人更崇尚術，即技術、學術，或者更廣義地說就是所謂的專業執行能力，或者是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正確地做正確的事情，六西格瑪、平衡計分卡、價值鏈分析等等，都是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的方法。西方人在流程方面、管理方面非常擅長。
東方人崇尚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就是道。道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存在的終極，是一時的極致，是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東方人比較崇尚把方法變成方法論，把經驗上升為概念或理念，這就是道。我們平時常常說求真務實，其實細細想很有道理。
